《麦田里的守望者》可谓五十年代“垮掉一代”的典范，主人公霍尔顿对于美国整个社会的现状是报着一种“抵抗”态度的，对于那些他所不屑的事便就此舍弃。而《钟形罩》的主人公埃斯特决不是“垮掉的一代”，她只是那个敏感、脆弱、细腻的女子，站在矛盾与选择的边缘犹豫不定，对于社会角色的选定更令她不禁战栗。她将自己的人生比作枝繁叶茂的无花果树，在众多紫色的无花果中举棋不定，最终只能看着“无花果开始萎缩、变黑，然后，扑通，扑通，一枚接着一枚坠落地上，落在我的脚下”。她的困顿不在于舍弃什么，而在于在矛盾中作出选择。

   读完《钟形罩》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常常陷入一种不可自拔的深思之中，同为女性，西尔维娅时代的角色选择困惑是否也同样存在于我们之中？

   我不曾拜读作者的英文原著，然就译林出版、杨靖翻译的这个版本不难看出，作者的语言自有其独到之处，且不论各种手法的运用，我所欣赏的是作者以一种带有歇斯底里，自言自语的口吻去表现埃斯特心理想法和现实的冲突矛盾，这有点类似帕德里克·聚斯金德的剧本《低音提琴》，当然这种歇斯底里并没有《低音提琴》中那个乐手的自言自语叫人有些腻味，反而饶有兴趣。西尔维娅·普拉斯也善于运用黑色幽默，适时的讽刺与场景格格不入，因而在环境上营造出一种矛盾，例如，当别人头痛于吃饭忘记礼节时，埃斯特则发现“如果你在餐桌旁以一种傲慢的态度做出不合常理的举动，仿佛你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的正确性成竹在胸，那么你就没事了，绝对不会有人认为你礼仪不当或者缺乏教养。人家会认为你很有创意，妙趣横生。”而作者并不是时时表现出这种极具讽刺的幽默，而是随着埃斯特情绪的发展而呈现不同。

   在这里，有关西尔维娅语言之精彩绝妙不作赘述。我更关注的是埃斯特对于放在面前的不同选择的态度，那是造成她精疲力竭的原因所在。

   由于出色的写作才能应邀来到纽约，在一家全国性时装杂志社担任客座编辑。就埃斯特本人的性格而言，放在今时今日仍可不折不扣地被称为“新女性”，她，正如自己描述的那样“十五年的全优生”，在家人的期望中，她拿着全额奖学金挺进高等学府，她最擅长的就是拿奖学金，因而当她置身于繁华的纽约市，用着最高档的化妆品，却开始迷失方向。在多少少男少女狂热追逐着他们的“美国梦”时，敏感的埃斯特却看到当时社会女性角色的断层，她一面向往成为一个性格独特、事业有成的杰·西那样的“事业型妇女”，另一面鄙夷、甚至厌恶杰·西丧失女性特征的模样，还一面腻烦母亲那种“家庭妇女”——将自己全部的精力、才华都奉献给了丈夫、孩子、家庭……

   我所知道的埃斯特不仅仅对事业有强大的报复心，渴望如男人们的成就，并且又常常设想自己像多琳那样具有吸引男性的魅力。她不想从任何人身上间接获得个人的成就感，正如“我想要变化，想要兴奋，想我自己往四面八方射出箭去，就像七月四日独立日的火箭射出的五彩缤纷的礼花”。倘若放在今时今日，让一个如此出色的女孩，只能接受一种“家庭主妇”的生活，她会对自己这样的人生满意么？然而彼时彼日，倘若她成为了“杰·西”，那意味着她将受到社会的重压——社会推崇的优秀女性是那种受过良好教育的“幸福主妇”，这便造成男女社会地位的差异，而“优秀女性”恰恰是埃斯特所充满敌意的女性形象，放在埃斯特面前的是成为“杰·西”抑或“母亲”。

   很长一段时间，埃斯特就是站在那样的十字路口，在这对矛盾的角色中进行选择，尽管埃斯特打心底里想实现自己的远大报复，可事实上，埃斯特是软弱的，她极力想冲破社会那种充满鄙夷的审视，然而就如关在透明玻璃夹缝中的飞蛾，努力挣扎却一无所获，她根本无法抛开社会审视的眼神，于是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在选择面前游移不定。

   她的这种软弱在其进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前集中表现为心口不一，在多次和别人的交谈中她往往隐去自己的真实想法，取而代之的是“也许是的”、“我想是的”，而在潜意识中，埃斯特的思维是不容任何人否定的，她将自己自成一体的思维与外界完全隔绝，外人始终不得了解她的真实想法。她的带有保护性质的近乎可笑的伪装是一种常态，更是一种压抑，她压抑的是对于社会“统一标准”女性的敌意，甚至是对于那时社会的敌意，之所以压抑也只是因为埃斯特一直以来的软弱。社会和自身的双重压力，造成埃斯特如此的感受：“钟型罩里的酸腐空气像填塞衬料似的将我周围的空气塞得满满实实，叫我动弹不得。”

   当埃斯特结束在纽约的学习回到波士顿后，打击来临：她被曾经寄予厚望的写作研习班拒绝。在她十九年的生活中，或许写作是她此时唯一引以为豪的爱好或者事业，倘若她的唯一也一并被社会否定，试问她认为自己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是坚受写作还是就此结束生命？那个假日埃斯特纠缠在长篇小说和选择自杀的方式之间，简直是一种乱糟糟的生活。我常想埃斯特在尝试自杀的过程中是真的想离开这个矛盾夹杂的社会，还是如同很多人说的那样是新生的一种仪式，试图从钟形罩中挣脱而出？我们不得而知，我所看到的埃斯特在出院后做了一系列对自己有象征意义的事，她变得不再脆弱，因为你在的语言中分明听到了她真实的想法，至于摆在她面前的角色选择，似乎依然是矛盾地存在着，埃斯特也依然没有更明确的选择。

   本书译者在“译序”中认为当代中国知识女性难以理解埃斯特所经历的“角色危机”，实则不然，就算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中，女性依然常常陷入“角色危机”。这里的危机并不在于“幸福主妇”或是“事业型女性”，而在于偏重家庭还是偏重事业。客观地说，社会并没有完全屏弃陈旧的观念——女性应当首先持家有方，这便直接导致现代女性不得不事业家庭两兼顾，这甚至对于女性是更为沉重的压力。一方面，家务、照顾孩子这类事女性不得不承担，另一方面，人们为了不断满足自己的物质文化追求，女性不得不外出自谋职业，更何况现代社会单身母亲也不在少数……这些或许就是时代的产物，我想，无可奈何又无法避免。那么，这些女性不也正像那时的埃斯特们同样在罹患选择之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