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吴义勤的理解，我们处在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其中或许会出现很多高分贝的声音，但也可能覆盖很多声音，有太多的声音来不及沉淀、来不及被及时提炼出来就被淹没和忽略掉了。“这就尤其需要我们的青年批评家介入文学现场，去发现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现在我们回望，会说上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要知道，当时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正是同时期批评家从具体的文学现场出发展开研究取得的。”

   事实上，诚如《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所说，一代的文学有一代的作家，必然也有一代的批评家。所谓的“回到文学现场”，未尝不包含了对青年批评家回到同时代的作家中去发现和研究真正有价值的作品的期待。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作协副主席、评论家李敬泽强调，从文学生态来讲，批评家对与他同代作家的成长负有责任。“我们可以反复地研究莫言，研究贾平凹，这很有必要。但我们不能把批评视野，总是局限在这几张老面孔上，我们更需要去发现那些新的作家、新的写作可能性，以及作家创作中出现的新质。”李敬泽进一步质问道：“试想等到70后、80后批评家到了老年，还没有确立自己同时代的作家中，哪些是好作家，哪些是大作家。虽然也许真的没有，但如果有，你没有去发现，去找到，那就是你作为一个批评家的责任。”

   在李敬泽看来，眼下文学正在经历着一个很大的变化，从读者到出版者，再到作家、批评家，大家都觉得文学到了水穷处了，越是在这种时刻，批评家越是要去认识在这种枯竭中蕴含的可能性，要去敏锐地关注到天地之间那些非常微小的新的消息。“这就需要我们研究的眼光和视角做出某些根本性的改变。实际上，是不是有能力去发现那些新的、有意思的、重要的、有蕴含生长可能性的因素，正是对每一代批评家提出的重要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