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圈内人都知道，拍卖行勾结卖家为某一类拍品虚开天价“做标”，引诱更多的买家上杆子跟风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我曾接触过几位拍场老手，他们的经历或所见所闻让我震惊。

    “拍场老千”

   

    第一位是十几年前从中国大陆移居香港的“拍场老千”金先生。

    “有一回，我送了一只乾隆款的玉笔筒去一家外国拍卖公司托卖，有人告诉我，要想让拍品卖出好价，还是要有那些对中国古董似懂非懂的洋人出价，他们更舍得掏大钱。而要让洋人出手，又得要有中国人先起哄，因为那些洋人对中国古董的价值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那就是有没有中国人加入竞买，参加竞买的中国人越多，价格出得越高，他们就越发觉得这件东西一定有收藏价值或市场价值，便会冷不丁地从半路杀出。那些洋人一旦喊价，就不会轻易放弃，就像有些鱼儿一旦上钩，不被钓上来决不会吐钩。

    “于是，我请了两个朋友帮忙做局，当叫到1500万港币的时候，大鱼终于出现了，一个英国人举牌，在前一位叫价的基础上直接加30万。这以后，两个朋友轮流看我的眼神出牌，一直将价格抬高了500万港币，然后撒手，将最后一棒留给了那位傻大个子英国人。

    “一周后，我去拍卖行办理领款的相关手续，被他们一位高级主管请进了办公室。那位主管是个台湾人，见面就对我说：‘金先生，你好厉害呀！’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哪条道上的话，以笑代答。主管又说：‘你还是头一次干这种活儿吧？’我以为他说的‘这活儿’是怀疑拍品的来路不正，便告诉他，那只玉笔筒是舅舅留给我的财产。那个台湾人坏坏地一笑，继续跟我玩起猫捉老鼠的把戏：‘金先生你真逗！明明知道我讲的是什么，还要跟我兜圈子。其实大家都是明白人，有话明处讲，何必遮遮掩掩，显得多么不友好哇？我还跟你说了，就你在拍卖现场做的事情，是要负担法律责任的！’

    “这句话一说出来，吓了我一身冷汗。我当然没傻到给人这么一咋呼，就马上承认自己所干的事情。我继续装傻。

    “那位主管突然板起脸说：‘既然金先生不愿意承认自己所干过的事情。那我们就只有去警方报案了！’

    “仅仅单凭他一面之词，没有我那两位朋友的作证，就是警方也奈何我不得。

    “又等了一周，没等到拍卖行的电话，也没等到警方的调查询问，我简直是度日如年。第10天上午，我硬起头皮再度走进拍卖行。真是见鬼！那位台湾主管见到我又是拍肩膀，又是打烟上咖啡，就像见到一位好久不见的老朋友，此前他威胁我要报警的事情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

    “最后我不但将那笔拍卖玉笔筒的钱上税后一分不少地进了账，还就此成了那家拍卖行的合作者！怎么合作？当老千，我给他们当老千！此前他们是试探我抗威胁的能耐，看我在东窗事发时能不能够冷静应对。后来那个台湾主管还建议我往后的现场表情要更加自然一点。

    “我接的第一笔单子是替人洗钱，随便从荷李活道买一只普通清代民窑瓷瓶，请人在底部仿写官窑名款，然后以洗钱人的名义委托拍卖行运作。紧接着，拍卖行按程序发动宣传机器，在各种媒体上将编造出来的清官窑神话大张旗鼓，就那一次我才知道许多‘国宝’是怎样出炉的，知道了自己也有古代术士们那种‘点石成金’的能耐！到拍卖现场，我如法炮制，一口气将那只瓷瓶的成交价打上一千多万港币……自然，最终掏钱和收钱的都是那个洗钱的主子，左手出、右手进，除了要交一笔税金和佣金，其他一千多万来路不明的钱便经过漂白，成为拍卖会上的合法收入……这以后，我继续留在香港为那家拍卖行效力，每接一单生意，我按1%提取佣金……”

    天价“标杆”

   

    某国际知名拍卖行的一名高级雇员，复姓欧阳，几年前从国外辞职回到北京，开了一家艺术品经纪公司，专门从事代客挑选高档艺术礼品方面的业务。

    “我在美国本部工作的时候，担任亚洲区部门负责人，曾经经手过一件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拍品是几十件中国明代瓷器，藏家是一位法国移民。首先是我们公司看中了这一批以青花为主的瓷器，要求为那个法国人举行一次中国明代瓷器专项拍卖会。卖主提出，愿意将这一批藏品都交给我们运作，但必须保证所有藏品的总成交价不低于八千万美元。

    “我们专门为此召开会议，对这一批明代中国瓷器的每一件估价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觉得可以答应藏家的要求。接下来，我们专门邀请记者采访那个法国人，为他的收藏经历和这批即将投拍的藏品编写了一大篇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那些故事有些是多少有点真实事件作基础，然后进行文学加工，有些则是捕风捉影，还有的干脆就是无中生有的虚构罢了。

    “然后再接着进行媒体集中轰炸，‘一批来自中国的宫廷重器惊现纽约！’报纸一登，互联网上恶炒，没几天就有大量的中国网友发起‘正义声讨’……如此一来，那一批明代青花瓷器还未公开露面，就已经变成中国‘国宝’，并被炒作成跨国文物事件，完全符合有故事、有争议、有来头的拍卖三要素，为后面的系列拍卖营造了强势舆论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