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敌者，在抗战时期就是汉奸。汉奸在中国，可谓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打之不足则杀之，国人皆曰可杀，亦不为过。然而历史并非总是如此是非分明黑白判然的。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对于原与同胞为敌的伪军，国民党并未本诸民族大义立即予以缴械遣散，而是为了剿共直接就地收编为我所用。汪伪政权的二号人物陈公博便以调动伪军配合重庆防共作为向蒋介石邀功的资本。正是有这数十万伪军阻挡，中共抗日武装虽已包围了以南京、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地区，并任命了大中城市市长准备接收，最终却未能如愿，而为国民党所占。不止利用伪军，国民党还令日军就地维持秩序，不得向共军投降。曾经的敌人摇身一变而为伙伴，真是够颠覆的。现实利益之下，民族大义何在？

    国民党忙于接收，大搞“五子登科”，一度对汉奸不闻不问，引发舆论哗然。抗战胜利一年多之后，即1946年9月底，国民政府才“发布了执行惩罚汉奸的行政命令，但其中包含很多漏洞，只是有选择地应用”，“尽管逮捕了一些为首的通敌分子，但是并没有作出有计划的努力，在某些公正的法庭或官方机构的面前解决所有的要求和指控”，“很多在日本人官方权力机构里效力的人，被回来的政府委以同样有权力的职务”。正如一名记者所说：“当普通民众看到以前欺负和压迫他们的人还和从前一样，仍然执掌大权时，他们只会感到愤怒。”（《剑桥中国史》）

    放着大把汉奸不予惩办，大有“我胡汉三又回来了”之概的国民政府却对沦陷区民众责之过深过泛，而在所谓沦陷区师生政治“复员”问题上表现尤甚。原本几乎没有人对此持有异议，社会上也确有呼声要求“曾帮助日本人执行奴化教育方针之光复地区学校教员应与卖国贼同等对待和惩处，青年则应获得重受教育之机会”。为此，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在光复地区的主要城市建立临时的再教育中心，大中小学生被要求学习孙中山的理论、蒋介石的公开讲话、中国历史和地理、时事以及军事训练，考试合格才能继续上学，或者其已取得的文凭才能被确认。这倒也罢了，官方竟宣称所有曾在日占区学校上过课的学生都受到了敌人宣传的腐蚀，只有接受再教育使思想净化后才能继续学业。如此一来，那些接受再教育的人就被污名化，蒙受羞辱之下纷纷表达不满和抗议，也使国民政府“自绝于年轻人，把他们中的许多人推到共产党那一边”。（《剑桥中国史》）

    丢下西瓜捡芝麻，国民政府的处置可谓失策之至，否则仅仅是不“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惩办汉奸后果也许还没那么严重。其实，通敌者或者有通敌嫌疑的人哪可能无一漏网地得到清算呢？看看战后德国和奥地利等国的“去纳粹化”，就知道这个问题有多复杂了。“去纳粹化”是盟国在德国和奥地利等占领区内推行的再教育计划，目的为在各该国的公共生活中废除纳粹党，粉碎它的根基，播下民主和自由的种子。想法不错，但作用非常有限。“1951年在（德国）巴伐利亚，44%的法官和检察官、77%的财政部官员、60%的地区农业部公务员都是前纳粹分子。1952年，波恩外交部官员中有1∕3是前纳粹党党员。新组建的联邦德国外交使团里，43%的人原先是冲锋队员，另有17%的人曾是秘密警探或盖世太保。”再看奥地利，“这个国家人口不到700万，却有70万名纳粹分子”，“120万奥地利人在战争期间替德国服务”，“维也纳爱乐乐团117名团员中有45名纳粹党徒（而柏林爱乐乐团110名乐师中却只有8名纳粹党员）”。饶是如此，奥地利的“清理阶级队伍”可谓轻描淡写，“13万奥地利人受到战争罪行调查，其中2.3万受审判，但在被判决的1.36万人中，只有43人被判死刑，而执行处决的却只有30人”。在教育界，“小学教师被解雇2943人，中学教师被解雇477人，而大学教授被解雇的只有27人——尽管许多资深的学术界人士都是臭名昭著的亲纳粹分子”。（《战后欧洲史》）

    为什么德奥等国在“去纳粹化”问题上表现得这样“右倾”？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卷入的人太多了，如果逐一追查，估计最后也剩不下几个“金身不坏”的人了，诚可谓杀不胜杀，关不胜关。其实，即便是在战后审判中不少担任法官、检察官的人也都曾是纳粹，这种情况下的清算其说服力还有多大呢？当然还有国内政治和国际形势的影响。政客要选票，就不能不迁就和争取那些有污点但更有选票的选民，而冷战一起，德奥等国的右翼力量（也正是纳粹扎堆的群体）迅速被扶植和利用，追究历史问题自然就让位于现实需要了。国民政府利用日伪军对付共产党，性质与此相似。只能说，对于通敌者，那些罪恶昭彰的首要分子必予严惩，而那些随波逐流的“舍义取生”者——也是大多数，就索性任其沉默了。毕竟，生活还要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