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在《正红旗下》就写过这么一段随份子的无奈：

   “这些婚丧大典既是那么重要，亲友家办事而我们缺礼，便是大逆不道。母亲没法把送礼这笔支出打在预算中，谁知道谁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生呢？

   不幸而赶上一个月里发生好几件红白事，母亲的财政表格上便有了赤字。”

   掏份子钱的人无奈，办酒席的也无奈。

   记得我结婚的时候，当时订酒席和场地就花了三四万，结果多出两桌不能退，损失惨重。

   当地的份子钱随得比较少，过节给孩子红包都是10块，结婚随礼也都是200，当时和我老公的几个要好朋友随了500-1000不等，那些亲戚同事都只随了200。

   其中有一个老公玩得比较好的初中同学小明，忙前忙后的帮忙招呼宾客挡酒什么的，他随了1000元份子钱。

   小明的工作是送外卖的，每个月收入几千元，但也都是辛苦钱，还要养着父母，生活过的并不轻松。

   婚礼结束后，老公把这个份子钱退给了小明，小明死活不肯接收，他说当年老公帮过他不少，这份情谊他一直记在心里，如今我老公结婚，他也只是聊表心意。

   当时我们挺感动的，一个经济并不宽松的朋友，能给你随这么大的红包，完全是他的一片真心实意。

   相比起小明，老公的另一个平时称兄道弟的哥们小军，不仅拒绝当伴郎挡酒，而且只包了200元红包。

   最令人寒心的是我老公和小军在学校共用一个钱包，小军没钱的时候，我老公经常慷慨解囊。

   小军母亲过70岁大寿的时候，老公给他包了800元红包，还买了一堆孝敬老人的礼物。

   婚礼结束后最大的悲哀是，本以为最好的哥们，却给自己随了最少的份子钱，从那以后，老公和小军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再没有以前那种亲密互动。

   我们随份子钱的时候，会根据朋友在我们心中的远近疏远来决定随多少礼，同样别人随份子钱给我们的时候也会以此作参考，这便是中国式的礼尚往来。

   与其说，份子钱正在毁掉我们的友情，不如说份子钱让我们看清楚自己在朋友心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