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列宁对苏汉诺夫等改良主义者的驳斥。他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条分缕析的论证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必要性和特殊性，以反驳苏汉诺夫等人所坚持的俄国的经济水平远远没有达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论点。

    他首先毫不客气的嘲讽苏汉诺夫之流是围着热粥绕来绕去却不敢触及的猫儿，称之为“怯懦的改良主义者”。之后，他指出俄国无产阶级进行十月革命是建立在俄国特殊的国情之上完全正确的道路；马克思所指出的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普遍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则应该结合各国的国情，进而发展出不同的道路，但最终通向社会主义的终点。俄国的社会现实就是需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创新的先建立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再在此基础上赶上别的国家。

    这些都表明列宁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坚信马克思的学说，并将之灵活的运用在俄国革命中，以期能够到达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同时，他也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发展方式，事物既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和规律，同时也有各自的个性，个性和共性之间辩证统一。

    对于这篇文章和列宁本人，我还有一些其他的看法。

    列宁在文章中严厉的斥责着，但这种斥责中透露出一些对俄国影响深远的东西——个人崇拜。我承认马克思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发展道路永远的精神领袖，就算是这样，我们也必须辩证的去看待他，而不是将他所说的一切都视作神谕。列宁恰恰在这篇文章中透露出这样一种情绪，即马克思的指示都是正确的。这样的想法，撇开马克思的伟大，剩下的就是列宁的崇拜了。这可能就是之后斯大林、赫鲁晓夫等一系列领导人都难以结合苏俄国情来实施政策方针的民族遗传了，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列宁那样，在坚定地信仰着马克思的同时，还能保持着辩证的眼光来看待事物，而不是以偏概全的去指挥。

    前文提到面对苏汉诺夫等人俄国经济水平远未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水平这一观点，列宁认为俄国可以先建立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再在此基础上赶上别的国家。在我看来这样的争论涉及到制度与经济文化二者谁应该先得到满足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上，是应该先按照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建立起一套社会体系（虽然“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下的社会体系究竟是怎样的，并没有人能完全说清楚），还是应该先将经济文化水平发展上去，然后在自然而然的过渡到社会主义？马克思应该是赞成后者的，而列宁则想要第一种模式。

    社会的发展是有其内在的规律的，这种大的规律左右着世界前进的大趋势。可以想见，正是有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秦朝，才有后来的毛泽东站在天安门的城楼上宣布新中国的成立。然而，哪怕秦始皇并没有统一六国，那么中国就不会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了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六国会统一，但并不是非秦始皇不可。正是因为看透了这样一种大势所趋的历史必然，马克思才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将会在资本主义达到一个高度发展的程度时进行。而列宁则是试图在这样的规律中去寻求一条捷径，直接废除掉社会主义最终要摒弃的部分，然后在一个“纯洁”的环境中发展社会主义。这无疑是一种结合了俄国现实的大胆设想和尝试，并深深地影响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然而这是一种十分理想化的方式，就好像在蝴蝶破茧时，将它从茧中取出来，对蝴蝶来说，这样确实减少了它在破茧的过程中所要经历的那些可能致命的痛苦，但同时也缺失了一次锻造自己的机会。它将一辈子拖着自己不甚强健的身体生存在饿狼环饲的环境中。这样的结局无疑是惨烈的。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优胜劣汰的锻炼，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天下大同”的局面无异于此。我们可以看见，苏联在盛极一时之后，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走向了解体，在现实面前，几乎所有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走向了资本主义。这从社会的发展层面来看，简直是在退步。正是这样的局面告诉我们，列宁的想法固然是结合了苏联国情的道路，但是却过于理想化，实现起来困难重重，稍有不慎之前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所以，尽管改良主义者们那种怯懦不前的态度不适合苏联的现实国情，但不可否认，他们的担忧并非是毫无意义的，只是这种过度的担忧阻隔了他们结合苏联国情的双眼。

    [1] 《论我国革命》全名《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是列宁在病中口述，由其妻子记录的驳斥苏汉诺夫等改良主义者对十月革命的批判的作品，发表于1923年5月30日《真理报》。这里采用的是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的《列宁选集》第三版修订版中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