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如果你在新闻报道中看到“自杀”这样的字眼，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是震惊，还是惋惜？是觉得不甘不值，还是认为脆弱者众？4月10日乙肝携带者吴昕怡、5月2日90后诗人王尧、5月18日研三学生姜东身……越来越多地，一个个年轻的生命选择自杀，以这样决绝的方式向我们发出了人生中的最后一声呐喊。

    世界卫生组织曾在2014年发布的报告中显示，“全世界每年大约100万人死于自杀，相当于差不多每40秒钟一人自杀”。我们不禁要问：自杀，这种针对自己的暴力行为、这种伤害沉重的越轨行动，为什么会越来越频繁地出现？

    提起对自杀的社会学研究，涂尔干的《自杀论》是一部影响卓著的经典。涂尔干通过对当时的统计资料进行实证分析，贯彻将自杀视为一种社会事实的社会学主义宗旨，依据社会整合程度的强弱和社会道德规范的松紧而将自杀分为利己型、利他型、失范型和附带的宿命型自杀四大类别。

    而对中国社会自杀进行本土化研究的范例则属吴飞的《浮生取义》：通过对华北农村自杀现象进行田野考察，吴飞发现自杀是家庭本位的中国人反抗家庭政治中的“委屈”、实现“令每个成员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看待”这一“家庭中的正义”的一种方法。

    此外在近几年，刘燕舞针对中国农民的自杀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实地研究，如他通过对冀村农民自杀的田野调查，认为“奔头的落空，会使得农民具有更加容易自杀的可能”；再如他根据血缘联结和规则维控的不同力度而将农村分为团结型、分裂型和分散型社会三种形态，发现不同的社会体现出不同的自杀特点，其中农村老年人的自杀尤其值得关注。

    而2014年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4）》则表示目前中小学生自杀已成为我国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现象，并指出压力主导型自杀在中小学生的自杀中占绝大多数，其自杀成因可具体分为师生冲突、家庭冲突、学业压力和相约自杀等四类……

    今天，我们就通过整合剖析相关的经验资料，对与自杀有关的what, why和how提出一点粗浅的认识。

    ▋ “不可比的痛苦”：自杀者的体验

    不论是已经自杀者还是想过自杀者，他们的言谈中总是弥漫着浓厚深重的绝望、无力和窒息感。虽然我们在各自的生命历程中都会经历这些负向知觉，但大多数自杀者的体验至少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程度的深浅差别。对自杀者来说，其绝望是深入骨髓的绝望、无力是寒彻心扉的无力、而窒息则是刻骨铭心的窒息。这里以两位尝试自杀者的描述为例，“与其他行为无异，自杀，也是权衡利弊之后的决定。每个人的想法不同，于我而言，是觉得每天活着都是一种罪恶”，所以会觉得“死是一件非常轻松，甚至些许愉快的事情”；“你试着想象一下：你坚定的认为自己是废物，一无是处，以后也不会改观。你认为你对不起家人，是个累赘，这些想法让你丧失了行动能力和活力”“外界的刺激对你造成巨大的压迫”。——如果这样的体验日复一日乃至日甚一日，其强度及后果自然殊为可怖。

    二是时间的长短不同。迥异于我们的常识假定，心理学家指出“（认为）如果提到自杀，就不会真的去做”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事实是，四分之三的自杀者事先都告诉过别人他们自杀的意图，作为呼救，或者抱怨”，也就是说，自杀者的内心会经历一个从“该不该死”到“怎么去死”的转变过程。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具有消解痛苦的心理防御机制，如合理化、转移与选择性遗忘等等，这样随着时间的流动，一些负面情绪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会逐渐式微直至能被坦然面对；但对自杀者而言，却是一番完全相反的景象：时间流逝带给他们的是没完没了的折磨，“希望与绝望此消彼长”“做什么抵抗它，都很徒劳，一天两天还好，再长又没用了”，有自杀者则在其“自杀宣告”中写到“我不仅是因为懦弱而自杀的，也是因为抑郁症的反复发作的情绪不稳定的症状摧毁了我的意志造成的”。可以说，有些人就是在这种一遍遍重演加重的平静的绝望与深刻的苦痛中，走向了自杀。

    ——这样的陈述，在正常而健康的人们看来，大概总归是有些难以理解、甚至是在渲染苦情。但有两位旁观者的话一语道破了这种“陌生感”：“这种痛苦，没有可比性”“对他来说再大的事，对于我们这些局外的人来说，可能都微不足道”。也正因如此，专业人士才会强调对于自杀者来说，身边人的接纳、理解与陪伴远比一味的大道理铺陈要有效有用得多。

    ▋ “就是想结束自己的痛苦”：自杀行为的缘由

    从理论范式来说，我们在开篇提到的涂尔干的研究可归为社会事实范式——将自杀看做是一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具有客观稳定性和内在规律性的存在，而吴飞的解读则属于社会释义范式——关注的是自杀者赋予自杀行为的意义。联系现实，如果我们关注自杀在宏观层面的动力，就可以从资源分配不均衡、社会流动不通畅、不公现象恶化与自我主义膨胀等因素入手；而假若我们从微观层面出发，则可以对自杀做出这样的解读：

    其一，从精神医学的角度出发，有两个概念极具解释力——美国自杀学之父施奈德曼提出的“后我”和“情痛”。施奈德曼指出，“后我”是“人们对自己的死后状态的看法”，即认为自己死了可以吸引别人的注意，但这里的错误在于“此人忘记了，那个要自杀的‘我’是主我，而被注意的‘我’是宾我”，二者并不等同；而“情痛”则是“情感上的疼痛”。这两个概念对现代自杀学的影响很大（转引自吴飞《浮生取义》）。

    对此，我们从王尧诗中写下的“二十年不长，回来——路太短”“黑暗就这样訇然落至头顶”“噩梦吐着噩梦”，以及自杀救助者说的“他们就是想结束自己的痛苦”、意图自杀者写的“（过去）天空那么蓝，太阳那么暖，我那么爱我自己，整个世界太美”“自己的无能为力叫人难受”等言语间所渗出的铺天盖地的悲怆中，都能对那种“情痛”有所体悟。

    其二，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可以从这样一个概念对着手来探析自杀——“社会融入-社会排斥”，即自杀多起源于自杀者日常互动的障碍。辩证来看，人是群体性动物，社会融入和社会排斥就衡量定义着个体与周围的人事是否处于彼此适应、友好相处的状态，此二者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社会融入是我们好好活着的拉力，而社会排斥则是剥夺个体生机和生命力的推力；当推力大于拉力时，就会增加个体自杀的风险。不仅如此，社会融入与社会排斥还会相互影响，构成自我循环、彼此建构的螺旋体：一般人的社会融入越好则社会排斥越少，但对自杀者来说，他们大都经历了一个融入度越来越低而排斥度越来越高的过程。

    比如“天才诗人”海子曾经问酒吧老板说“我给你朗诵诗歌，你能给我酒喝吗”，得到的回答却是“我可以给你酒喝，但请不要朗诵诗歌”；“乙肝女孩”吴昕怡生前就“一个大毛绒熊玩具靠在书桌上”的照片所写评论“再也不是一个人了”，以及在发给妈妈的“蘑菇头下的面庞没有笑容”的照片下面留言“你有没有从我的自拍里看出我的孤独？”，都体现了自杀者欲社会融入而不得、抗社会排斥而无法的可叹遭遇。

    要言之，社会融入和社会排斥与成功评价指标单一化、人际交往关系疏离化等现状有关，而自杀正是包括社会融入与社会排斥在内的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 “放心，我在”：自杀人群的拯救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自杀来说，了解其特性与根源的重要目标，也正在于实施有效有力的介入和干预。研究显示，“20个试图自杀的人有19个会失败，但是失败的人有37倍的可能性第二次自杀成功”。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则介绍说，每年尝试自杀的人次比最终自杀人数多20倍，约5%的人一生中至少有过一次试图自杀的经历；“大多数自杀可预防，政府必须在卫生、社会和其他相关领域投入人力和财政资源，预防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