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对《父与子》也需要用这样的逻辑来进行分析，因为，一本书，本质上是作者自己思想的折射。

   这本书成书于1860年代初，当时俄国究竟处于什么情况？我们可以说，那时候的俄国是最痛苦混乱的时候。

   在1854年，俄罗斯帝国在家门口克里米亚被万里迢迢赶过来的英法大军打得惨败，被迫求和。尼古拉一世自杀身亡之后，亚历山大二世登基，开始了农奴制改革，短短时间内改变了数百年来俄罗斯的社会旧有结构。

   改革的好处不会很快见到，但是改革的动乱会立即投射到社会当中。旧有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崩坏，自然而然会带来思想结构的迷乱。

   俄罗斯究竟要向何处去？当时几乎每个知识分子都在想，屠格涅夫自然也不例外。

   仔细看帕威尔和巴扎罗夫两个人的辩论，我们会发现，几乎每次巴扎罗夫是以那种玩世不恭、蔑视一切的态度来进行辩论的，因此从一开始，两个人的辩论就只能是鸡同鸭讲。很多教科书式的评论将这种辩论解读为平民阶级的胜利，然而，我个人认为这只能说明这是粗暴对礼节的胜利，除了口头上的便宜（帕威尔这个死抱着贵族体面不放的人是做不到对喷的）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这种近乎于精神错乱的，公开嘶吼要否定一切推倒一切的狂乱，正是屠格涅夫的困惑，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困惑，他们看不到出路，因而想当然地认为虚无才是本质。

   为什么会有巴扎罗夫这样一个形象呢？因为屠格涅夫本质上是一个和托尔斯泰一样，以自上而下或者居高临下的怜悯来面对下层大众的人。他不理解到底在发生什么，也不乐于去理解在发生什么，因而他生造了一个巴扎罗夫，把他对下层知识分子的想象（既有赞美也有偏见）投射到了这个人物身上，也把自己的怜悯和蔑视投射到了这个人物身上。

   巴扎罗夫只是作者迷惘的产物，屠格涅夫知道旧有的一切已经维持不住了，但是他又觉得新的事态只能变得更糟糕，因而他塑造了一个巴扎罗夫。

   正如大多数人所评论的那样，帕威尔是个无用之人，把自己的才华和一辈子的生命消磨在了一段似是而非的爱情上面，毫无建树。然而，巴扎罗夫的狂暴和“什么都没意义”的宣言难道有任何作用吗？巴扎罗夫的爱情和斗争有过任何意义吗？

   帕威尔和巴扎罗夫的决斗戏，是无用之人的贴面舞，既没有高贵，也看不到正义，更加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巴扎罗夫需要猝然死去？因为他不能有任何意义，否则就无法成为旧时代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