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亚论》开篇说道：「世界交通，日益便捷，西洋文明之风东渐，所到之处，无不风靡於一草一木。」福泽又写道：「文明又如麻疹之流行，......我辈断乎不具（治愈）其术。有害无益之流行病尚且不可阻挡其势，何况利害相伴且常以利为主之文明乎！」他认为西洋的文明必将徵服世界，东洋各国对它绝对没有抵抗能力，就像东京人无法抵御从长崎传来的麻疹；既然无法避免，因此明智的做法应当是「助其蔓延」，使人民「早浴其风气」。福泽在日本也正是这样做的。

   对日本看法

   

   基於福泽对日本现代化的看法，他很支持甲午战争。一如不少日本政府的官员，福泽深信要实行亚洲的现代化，最好的途径就是战争。他认为中国的弊病在於她那些陈腐、不变的制度。中日交战时，清朝仍有缠足的陋习；酷刑在日本早已被废除，但仍在中国盛行；鸦片大量出口到中国，令国人精神萎靡。清朝的政治制度未能防范外国侵凌：朝廷被迫出卖铁路、采矿等权利，以偿还国债。当时的日本，同样要承受不平等条约的委屈。对福泽而言，战争不但可以给日本一个翻身的机会，还可以借此令她强大，让其他亚洲国家早日「警醒」，变革图强。但是，日本尚未完全承认战争对她们的伤害。

   对邻国的看法

   

   福泽曾写道：「依吾之见，以西方文明猛击东方之势，此两国 (中国与朝鲜) 诚不能存活矣……此如一城以愚昧、法斁、暴横与无情而恶名昭彰，一义者居於此，其德鲜有人知，此为乡人丑行之所蔽也。」

   对於东亚的邻国，由於福泽谕吉基於优胜劣汰的思想，认定东方文明必定失败，因此他呼吁与东亚邻国绝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邻国同样的「野蛮」之地。他对当时的东亚其他国家采取蔑视的态度，比如将甲午战争描述为一场「文野之战」；认为朝鲜、中国是「恶友」。故而《脱亚论》又被认为是日本思想界对亚洲的「绝交书」。在主张与东亚邻国「绝交」之外，福泽还主张「东洋连带论」。他认为东亚各国只有进行改革旧体制的革命，才有可能摆脱被西洋国家殖民的宿命。因此，福泽主张对邻国的革新派给予实际支持，帮助西洋文明在东洋的「蔓延」。福泽曾支援朝鲜的金玉均等人，并将自己的财产投入到朝鲜首份以朝鲜文字出版的报纸《汉城旬报》的创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