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蒋易澄不止一次听母亲讲过。准备论文时，她在厂志里找到了印证：“着重对青壮年职工进行培训……送大专院校系统培训10人。”蒋易澄在那行字底下画了个箭头，用蓝色荧光笔在空白处写道：“妈妈成人高考的遗憾。”

    可她一度对这件事有些反感。母亲说多了，她有时忍不住回嘴：“哎呀你别讲了，烦得很！”

    “她总讲‘为了你牺牲很多’，我心里就会不爽，干嘛老怪我？后来理解了，她有她的无奈，这个对她太重要了，她就是因为没有文凭被别人看不起、被各种‘卡’，所以她才不断强调让我接受教育，成为人上人。”蒋易澄说。

    写毕业论文的这两年多里，蒋易澄学会了宽容与倾听。她采访自己的家人，听他们一遍一遍讲过去的事情，尽管很多讲述与她的论文没什么关系。在退休人员安置点采访完，她给那些独居的老人拍照，之后专程送过去。

    “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倾听，另一方面，甚至也没有那么多人愿意讲，诉说了以后又怎么样，现实状况还是没有改变，所以干脆选择不说。”她的声音有些低落，“有这个机会让他们能诉说，也挺好的。虽然我听得太多了，不觉得稀奇，但是总有人不知道吧，总有人会想听听他们的声音吧。”

    “原来我根本不了解她的精神生活，也没能帮她分担”

    毕业论文是女儿的一件大事，李桂珍一直很配合采访。当问到下岗这件事，蒋易澄踩到“禁区”了。

    “你写这个东西有些也不要去那种（深挖），不要影响你的前途，过都过了，管它的，你去捅它搞不好就捅个马蜂窝了。真的！”李桂珍嘱咐女儿。

    1999年，李桂珍下岗。有数据统计，在1998年至2003年的国有企业改制中，全国下岗工人高达2818万。

    刚上初中的蒋易澄并不清楚母亲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只记得有一段时间，母亲总是忙着写东西，看资料，经常接了个电话就出去，也不知道到底在干什么。后来才听说，母亲和其他一些职工在联名上访。

    早在李桂珍下岗前，“七矿”已经停产了好几年。由于铀矿山资源枯竭，“军转民”的小项目效益不高，企业一直亏损。厂里领导鼓励职工自谋出路，蒋易澄的父亲是技校毕业，有文凭，找了个机会调到市里给领导开车了。

    李桂珍没有这种机会。她接到单位电话，回去开了3天“动员会”。领导在台上说，“七矿”转过年就要破产关闭，职工能调走的调走，接近退休年龄的可以退休，剩下的如果买断工龄，能拿到四五万元的“退职费”。李桂珍选择“买断”，然后用退职费在市里开了间杂货铺。

    可实际上“七矿”坚持到2002年才宣布破产，没有响应动员“买断”的员工照常领工资，挨到企业破产时接近提前退休年龄，直接回家领退休工资了。李桂珍醒悟过来，企业“减负”，自己被“就地解决”了。“就像一个圈套”，她咽不下这口气，开始和同事写联名信上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