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张学良与西安事变
读郭冠英的《张学良侧写》(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八十年九月三十日初版),颇有感慨。其中一文《请尊重张学良的发言权》,谈到张学良接受日本NHK采访,以下内容被删掉——
“国民政府军队作风比老式军队还坏,政治比原来政客更腐败,到南京后,看得更多、体会更深、不满更强烈。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这一部分“张学良有话要说”,被台湾华视删去。在大陆的《参考消息》全文转载中,则把张学良推崇蒋经国、李登辉的那一段全删去,不给“参考”。对此,郭冠英评论:“显见对张学良,海峡两岸都在各取所需”;“难道,历史是‘箭射’来的,今开历史也要用‘箭射’回去吗?连张学良最后的发言权都不被尊重,我们这个社会不可理的事还太多了。”
郭冠英的“请尊重张学良的发言权”,现在在台湾已没有禁忌,那么,在大陆呢?未必。
在此不评述几十年来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在大陆的叙述语境演变过程。兹举两例说明。
例一:
2006年,中共庆祝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以1936年10月22日作为长征胜利的纪念日。表面上,这是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会师的日子,可视为长征胜利“尽开颜”的标志。而实际上,不仅不是红军长征最后胜利之时,恰恰是红军陷入空前危机之期。当时三个方面军会合于甘北一隅之地,两万余红军主力被阻隔于黄河西岸,剩下5万红军伤病过半,粮弹匮乏,北上的官兵更身着短衫短裤,连御寒的衣被都没有。
国民党中央军这时却大批尾随而至,形成三面合围,并迫使过去与中共暗通款曲的地方军阀也只好听命进攻。因此,有蒋介石在12月初不顾一切赶赴西安,集中军政要员,坚持“剿”共作战已至“最后五分钟”;有毛泽东在得知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后,如释重负地表示:张学良这是“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杨奎松《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例二:
2008年,黄山书社出版了萧公权的《问学谏往录》,有不少内容因“不合时宜”而被删改。当然,相比1997年学林版的出版尺度,还是有进步。有心者,如将以上两个版本和原版进行对比,能读出不少有趣的东西。话说回来,在黄山书社版中,其中有关张学良的一段文字被删除掉。大致是说一次会上,张学良见到林徽因,对其有点意思。萧公权认为:“从张的言谈举止可以看出‘张少帅’不是一个具有特殊才智或崇高理想的人。他与鸦片吗啡结了不解缘,这是公开的秘密。(后来经上海闻人杜月笙苦劝才力戒除了。)他袭‘张大帅’的余荫,遇着‘时势造英雄’的机会,成了东北的风云人物。其实他根本上是一个‘纨绔子’,也是一个‘昏小子’。”
而在黄山书社版中,此段文字却变成:“从他的言谈举止可以看出‘张少帅’不是一个具有①。” (第90页)编者在页脚下对①加注,说删掉了多少字。—这种做法本身还是值得赞扬。不知道这删改是责编(出版社)怕出现尺度问题而自我删除,还是审查部门的意思。
是否有删掉这段文字的必要?张学良曾自我评价“起来完全仗着我的父亲的环境和权势”,“平生无憾事,唯一爱女人”。相关具体的自述,早在2007年大陆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有说明。只不过,萧公权不喜欢他,直接批评而已。
例三:
上面提到唐德刚先生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在大陆出版时,也遭遇了手术。其中,张学良针对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导言》上的不实内容,作了三个声明。张学良表示“不抵抗”不是中央的命令,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就跟你说‘不抵抗’这个事情。当时啊,就是因为那个奉天对日本的事情很紧张,好多什么什么的,现在说,有好几件事情,‘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件,那么,我就有了日本方面的情报,就说日本呐,要来挑衅,好扩大这个问题,明白吗?我已经有这个情报来了,所以,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就是你不要跟他们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远流版,第275页)也即是说,张学良主观上不是不抵抗,而是对当时的形势判断有误,以致造成事实上的“不抵抗”。
就是这条声明,在大陆版(中国档案出版社)中被删除了。
略为补充——
张学良接受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采访时说:“我对‘九一八’判断错误了。后来国人骂我,我说你骂我不抵抗我是一点儿不认这个账,我没有错,可是你要骂我是封疆大吏,没把日本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那么,张学良又怎么判断错误呢?“我这个判断,就是我自个儿的判断;日本从来也不敢这么样地扩张,这么大的厉害,怎么敢?!那么,我也判断:这于你日本也不利啊,你要这样做法,世界上你怎么交代?那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说迷信什么《九国条约》啊,什么国联啊,门户开放啊这些玩意儿,那么,你这样一来,世界上你怎么站脚?”(远流版,第279页) 当时国民政府对张学良的回答是:“你妥善办理,相应处置。”(远流版,第275页)
围绕着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直至现在还诸多争议。猜想,编者(更愿相信是审查者)大概是觉得那些“不合时宜”的话有违张学良在大陆正统意识形态中作为爱国者的形象吧?